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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医疗保健的支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美国人预期寿命，却是富裕大国中最低的。
据分析，导致这种情况共有七大原因，详列如下:
一、缺乏价格限制
美国医院比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拥有更多专家。哈佛医学院医疗保健政策教授彻纽（Michael Chernew）说，美国拥有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24/7）专科护理，尤其是主要都市区的医院，成本增加。
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数据，2022年美国医疗保健支出为4.5兆美元，其中医院承担医疗支出总额的30%。医生排名第二，为20%。处方药占9%，健康保险，包括私人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政府计划，收取7%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医疗支出并没有上限的规定。
大多数美国医院都是非营利的，并享受联邦、州和地方的税收减免。这些非营利组织预计将为低收入患者提供免费或降低成本的护理以及其他社区福利。联邦法律要求医院评估，并稳定每位在急诊室寻求治疗的患者，即使他们无法支付帐单。
二、医院和医生根据服务 非结果获报酬
医生、医院和其他提供者的报酬，是根据他们订购的检查和手术的数量而定的，而不一确认患者是否好转。
保险公司根据双方协商的网络内费率向医生、医院或实验室付款。
这种按服务收费的支付方式的批评者表示，它奖励的是数量而不是品质。无论患者病情是否好转，订购更多检查或手术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都会获得更丰厚的报酬。
三、专家薪水高
提供专科护理的医生，例如心脏病专家或癌症医生，从医疗保险和私人保险公司获得的付款比初级保健医生高得多。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奖励专门照顾患有复杂疾病患者的医生制度，同时对试图预防或限制疾病的初级保健医生克扣工资。
在现行制度下，由美国医学会（AMA）选出的医生，建议医疗保险应向医生支付特定服务的费用。有些人将医生自行设定薪资的想法比喻为众所周知的“由狐狸看守鸡舍”。
四、行政成本 推高医疗支出
根据专家研究，医疗支出浪费的最大来源之一，就是行政费用。
尽管医疗保险的官方医疗保健支出报告，没有计算在行政任务上的支出，但哈佛大学的卡特勒估计，高达25%的医疗支出是行政费用。
健康保险公司通常要求，医生和医院在进行手术或手术之前获得授权。或者他们强制要求进行“阶梯疗法”，即让患者在开始承保医生推荐的药物之前，尝试类似的低成本处方药。
卡特勒说，这些规定引发了健康保险公司和医生的一系列沟通和任务。虽然医疗记录是电脑化的，但医疗电脑系统常常不与健康保险公司等外部组织进行通讯。当医生试图代表患者获得保险公司的授权时，这会导致额外的管理任务。
五、医疗保健定价是个谜
患者在去诊所或医院之前，通常不知道测试或手术要花多少钱。医疗保健价格是对公众隐藏的。由于拥有健康保险的消费者，通常必须支付部分帐单，因此医疗保健价格很重要。
“核磁共振造影”（MRI）的费用可能为300美元或3,000美元，具体取决于病人在何处进行检查。大肠镜检查花费1,000至10,000美元。
经济学家在请求国会通过“医疗保健价格透明度法案2.0”时，引用了这些大范围医疗保健价格的例子，该法案要求医院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披露价格。
川普在第一任期，国会通过并在拜登政府时期颁布的一项法律，医院必须以电脑可读格式披露现金价格，和与医疗保险公司协商的广泛程序清单的费率，以便对资讯进行分析。该规定还要求医院公布至少300项服务的预估价格，以便消费者可以比较价格。
然而，消费者非营利组织“病患权利倡导者”(Patient Rights Advocate)在11月的报告中表示，只有21%的医院完全遵守现有的联邦价格透明度规则，低于2月的35%。
六、美国人处方药费用 远高于富裕国家
处方药没有价格限制，美国人为这些救命药物支付的费用，比其他富裕国家的人更高。
根据2023年HHS报告，美国处方药价格是32个可比较国家的2.5倍以上。
在一项针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2015年至2020年批准的224种抗癌药物的研究中，每位患者的平均价格为每年196,000美元。
立法者已经审查了Ozempic和Wegovy等减肥药物的价格。在9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质问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的高管，为何美国居民为这些药物支付的费用比其他国家的人高得多。
桑德斯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尽管消费者在药局支付的金额经常打折，但诺和诺德在美国的Ozempic药，每月收费为969美元，而同种药物在加拿大的售价为155美元，在丹麦为122美元，德国为59美元。
七、私募股权被控制
控制私募股权公司的华尔街投资者已接管医院和大型医生的业务，其主要目标是获利。这些私募股权投资者的角色，受到政府监管机构和民选官员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一个例子是备受瞩目的“管家医疗保健”（Steward Health Care）破产案，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当时一家私募股权公司从波士顿大主教区，收购了一家陷入财务困境的非营利连锁医院。
据参议院委员会称，该连锁店由一名前心脏外科医生领导，他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赔偿，并购买了一艘价值4000万美元的游艇，而Steward医院的员工则抱怨缺乏基本用品。随之而来的是裁员和医院关闭。
私募股权投资者在某些州和都会区也有针对性的专业实践。
去年，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就“美国麻醉合作伙伴”（U.S. Anesthesia Partners）连续收购德州的诊所提起诉讼，指控这些交易违反了反垄断法，并提高对患者的收费。
该联邦机构还起诉了为这些交易，提供资金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威尔士·卡森（Welsh Carson），但德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驳回威尔士·卡森（ Welsh Carson）的诉讼。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表示，如此快速的收购使得医生和私募股权投资者能够提高麻醉服务的价格，并“为这些高管收取数千万美元的额外费用，而牺牲了德州病人和企业的利益”。
美国人在医疗保健的支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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