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 1949 年 10 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我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破格考取了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1978 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 年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民族调查时发现了女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改革开放让我一生与女书结缘。
邂逅女书
1982 年,我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讲师,在都庞岭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时,一位高龄老太太对我说,比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蚂蚁字”(因为形体像蚂蚁而得名)。这种文字只传女人,不传男人,当地又称为女书。汉字是男人才认识的,所以妇女把汉字称为男书。她们将女书写在扇面上、巾帕上、纸上和书上。也有人把女书织在花带上、字被上。据说解放初期,这一带每个村庄都有会认女书的妇女,许多家庭也收藏着女书的纸扇和巾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女书被作为“四旧”统统烧掉,任何人不准保留收藏,所以就找不到女书原件了。人们都说,女书早已失传了,会写女书的妇女也都去世了。真的失传了吗?真的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了吗?我不相信,继续调查和寻找。
1、蓝色的少女
那年秋天,我在湖南省江华县涛圩人民公社做调查。一天,从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走出五位少女,她们排成一条直线,沿着河边的小路去小镇赶集。这五位少女一样的高矮、一样的胖瘦、一样的服装,蓝色的衣服、蓝色的裤子、蓝色的布鞋、蓝色的头巾,每人提一个竹篮,竹篮上盖著一块蓝布。
远远看去,好像一片蓝色的云在飘。我被这一片蓝色所打动,拿着照像机去拍照。她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照样往前走。每个人都举起一只手,挡住了脸,我无可奈何地放下照像机。望着那精巧玲珑的小竹篮,我猜不出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去小镇的马路上很热闹,男人们骑自行车,车架上装满了土特产,有生姜、甘蔗、凉薯、烟叶,还有嗷嗷叫的猪。女人大多步行,有排队行走的姑娘,有拖儿带女的中年妇女。中年妇女也是全身蓝,蓝头巾、蓝衣服、蓝裤子、蓝布鞋。有的背上背着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那布兜兜也是蓝色的。布兜兜上有几条彩色的花带,系在妇女的肩上和腰上。这些手织的花带引起我的注意,那上面有许多像文字符号一样的图案。最奇怪的是,有一条花带上织著汉字写成的毛泽东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请这位中年妇女停步,问她这些花带是哪里来的?她说诗词花带是她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织的,图案花带是她自己织的。我问这些图案是不是字?她说是字。据她的母亲和老一辈的妇女说,这些图案是瑶族古代的文字,现已失传了,没有人认得它们了。我终于找到了线索。小镇的集市很热闹,但是我对什么商品都没有兴趣,只是围着中年妇女转。看着她的花带,抄花带上的文字图案。少女身上也有花带,有的系头巾,有的系裤腰。她们太害羞,我无法工作。一上午的辛勤工作,抄下了许多像文字的图案。有一些图案,就是简单的汉字:王、日、十、出、小、井、工、口、中、田、目、回。
2、奇遇和缘份
在集市旁的大树下,并排蹲著五个少女,每人面前的地上放著一个小竹篮,用蓝布盖著。她们就是刚才我所遇上的那一片“蓝云”。我走过去,蹲在一个少女的面前,手指著篮子,问她卖什么?那少女满脸通红,一声不吭。我控制不住好奇心,一下子将篮子上的蓝布掀开了。怪,那篮子里竟然什么也没有!把空篮子放在集市上干什么?五个人还煞有介事地在那里假装做买卖?就在我掀开蓝布时,那个少女却受到电击一样猛地站起来,扭头就走。其他四个少女也站起来,吃惊地看着我,其中一位少女将掀开的篮子放在我面前。我的疑惑一个接一个。为什么篮子里是空的?为什么她生那么大的气,扭头就走?为什么把篮子送给我?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人,拉我走到旁边,问我是哪里人?我因疑惑而紧张,赶忙拿出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他自我介绍是公社的书记,请我到公社办公室去坐。原来,“平地瑶”的婚俗多姿多彩,其中一种叫“篮子招亲”。招亲的家庭一般只有女孩子没有男孩,需要招郎上门,女方的家庭传宗接代。办法是提着篮子到集市附近等候。若有男青年看了中意,就掀开篮子上的蓝布,表示喜欢她。姑娘跑回家,男青年提着篮子去追,恋爱的序幕就拉开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知风俗民情,但愿那位姑娘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原谅我的好奇和鲁莽。世界上许多事情是缘份。如果没有这场奇遇,就不会认识公社书记了;如果没有认识这位元公社书记,就不会知道女书的线索了。最早提供女书线索的,就是这位书记,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江永县白水村,那个地方的妇女们会写一种奇怪的文字,她们将文字写在扇面上,然后拿着扇子唱歌。他小时候亲眼见过这种字,当时他已小学毕业,但扇面上的字几乎全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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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女书传万村。”传说是这样: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生下来 9 斤重,大家叫她九斤姑娘。长大后,她女红做得好,歌唱得好,聪明能干,几十里以内的许多姑娘都是她的结拜姊妹。结拜姊妹之间交流感情,互通资讯,需要通信。但是大家都不识字。九斤姑娘真聪明,创造了女书文字,从此以后结拜姊妹之间就用女书文字书信往来。这些故事都很优美,也很神秘,哪一个更真实呢? 查江永县历史,曾有两个当地美女被选入宫。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在江永县选中石枧村的周氏姑娘入宫。初为宫女,后封王妃。马殷死后,她削发为尼,回家乡建了佛殿,专心修炼。明末永历皇帝从广东肇庆移驾桂林,路经江永县时,选中莲塘村姑娘为宫女。永历皇帝死后,她削发为尼,回到家乡。是不是这两位宫女中的一位元创造了女书文字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进一步证明的材料。盘巧与九斤姑娘显然是同一个人,因为两个人都出生桐口村,都擅长唱歌和女红,都喜欢结拜姊妹,都是根据女红图案创造了女书文字。此人生下 9 斤重,取名盘巧,故有九斤姑娘的绰号。宫女造字的传说很浪漫,但不太可信。盘巧造字相对可信一些,因为江永县上江圩确有一个桐口村,桐口村里的确有盘姓的居民生活。根据调查和研究,结合以上这些传说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书文字是当地的一个女性创造的,她擅长唱歌与女红,许多的结拜姊妹。她遭遇过一次人生的重大灾难,而后创造了这种文字。这种文字与女红图似乎有某种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设想,女书最早的一批文字可能就源于女红图案。女书的产生与当地结拜姊妹的习俗有不解之缘,它的功能主要是满足结拜姊妹之间的文字交际需要,例如交流感情、互通资讯、书信来往等。
4、结拜姊妹的习俗
江永县的妇女,有结拜姊妹的习俗,两位姑娘结识以后关系融洽,彼此中意,就可以结拜姊。其中一位首先写一封结交书,送给对方。对方如果愿意的话,就写一封回信,同意结交,并邀请她到自己家中住几天。有时一方需要考虑,并不马上回信,那么她很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收到第二封结交书,表示感情的执著。一旦两人成了结拜姊妹,就要不定期的书信往来,多是表达感情,如怎样想念你,多么盼望见面,梦里在一起等等。信件有的是自己送去,有的是托人带去。带信的人只能是女性而不能是男性。如果托男性带女书信件,就会受到当地妇女的责怪和嘲笑。结拜姊妹中如果有一人出嫁,另外的人要写贺信,在她结婚的第三天送给她,这种贺信称之为“三朝书”。如果有一人遇到天灾人祸,其他姊妹一定要写信去劝解安慰。结拜姊妹喜欢聚在一起做女红,或纺纱织布,她们一边劳动,一边读纸读扇。大家可以同声歌唱,也可以一个人唱大家听。
下面是一篇女书结交书,信中燃烧着炽烈的友情、希望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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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贵家礼义女,书家出身最聪明。
前世有缘结好义,今世有缘觅好芳。
姑娘楼中如珠宝,塘里金丝鲤一条。
凤凰起身来邀伴,拍翅高飞一对啼。
飞到高楼同欢乐,飞到天边乐逍遥。
同在高楼好过日,两个结义恩爱深。
这一段是说:我们前世就有结拜情义的缘份,今世果然就寻觅到好友芳侣。我们像凤凰一样相邀结伴,展翅高飞,双鸣双啼。我们飞到遥远的天边,在那里逍遥自在。我们飞进僻静的楼房,在那里相亲相爱,过著欢乐的时光。
梦中如同在你府,时刻凭拢心自欢。
知心姑娘念不念,夜夜梦中到你楼。
朝朝同楼同起睡,我问姑娘知不知。
梦见同凭绣花色,点线穿针合商量。
这一段是说:多少回梦中到了你的家 ,我们时时刻刻紧挨着坐在一起,心里多么欢乐。知心姑娘啊,你想不想念我?我可是每天夜里在梦中到了你的闺楼中。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你感觉到我在你的身边吗?我还常常梦见我们挨在一起绣女红的情形,你拿针,我穿线,共同商量绣什么图案。
抢救女书
中国妇女曾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被剥夺了学习文字的权利。几百年前,当江永县妇女以天才和勇气,创造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系统时,真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法国一位女权主义者说女书是世界妇女的“圣经”,说明了它的神圣性。
1、女书的传播
可以想像,女书文字曾经得到过广泛的传播,给当地妇女带来无数的快乐和自豪。从今天收集到的女书作品看,女书文字主要流行在江永县东部、道县的南部等地区,但历史上的流传地域很可能比这个范围大得多。近年来,在广西钟山县发现有人收藏女书,在南京也发现了太平天国年代的女书铜钱。有人反映,上世纪 50 年代曾在湖北恩施地区亲眼见到过写有女书文字的巾帕。江永县花山庙曾是当地妇女用女书祭祀女神的重要活动中心。历史的记载证明,至迟从清代嘉庆年间以来,这里香火特别旺盛,女性来这里赛祠。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高声唱歌,响彻山林。嘉庆年间,江永县的知名文人蒋云宽作诗说:“警水人家小儿女,年年五月上花山。”道光八年,《永州府志》记载了花山庙的情况:“每岁五月,士女多赛祠焉。”光绪年间《永明县志》记载,花山庙“每岁五月,四乡妇女膜拜,香火最盛。”又收录“花山行”一诗,诗中写道:“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民国二十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叙述花山庙的赛祠活动时说:“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绳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2、女书的兴衰
从 1982 年以来,我收集了几十万字的女书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清末或民国初年的作品,可见女书文字的鼎盛期正是那个时候。高银仙是民国初年学会女书文字的。据她回忆,当时江永县上江圩乡的每个村庄,都有一批精通女书文字的高手。每年5月花山庙庙会的前夕,多妇女请这些高手代为书写女书纸扇巾帕,付给费用。有些集市上还有女书纸扇巾帕出售,可见当时女书之兴盛。江永县、道县的妇女,60 岁以下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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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别人还认识女书文字。可见,在上世纪30 年代,已没有多少妇女学习女书文字了。为什么民国初年女书还那么兴盛,二十年以后就忽然衰落了呢?一个原因是大革命的反封建运动使妇女走出家庭,走进社会,结束了过去的封闭状态。二是妇女中会说官话的越来越多,单一使用土话的妇女越来越少。三是跟妇女教育的开始和逐渐普及有关。民国二年,江永县创建了第一所女子学校,江永县女子学校诞生的那一天,就预示著女书的衰落。在江永县女子小学里,女书也曾与汉字有过交锋。杨梅新老太太是江永县城关杨家村的人,1913 年出生。10 岁进女子小学读书,学习了两年。她说,当时在学校里,课堂上学汉字,下了课就学女书。女书在上江圩和桃川比较流行,从那里来的女学生都带着女书唱本,家一边唱一边学,唱多了也就认识了许多女书文字。在当时的农村,有些女孩子一边学汉字,一边学女书,义年华就是其中一例。然而到了30年代,小学在各乡已基本普及。只要父母同意、个人愿意,女孩子就可以进学校念书,传统的学习女书的热情已逐渐被进学校学汉字的热情取代了。这个时候,虽然上一代的妇女还兴致勃勃地唱女书写女书,却不知不觉地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女书的存在是以封建礼教隔绝男女之间正常交往为前提的。江永县的妇女,婚前被锁在闺房中做女红,称“楼上女”。婚后三天即回娘家,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生孩子以后到了婆家,不能下地劳动,只能在家纺纱织布。女人和男人被分成两个天地,女人只能与女人交往,形成一个“女儿国”,女书正是这个“女儿国”的产物,它在“女儿国”中通行,起了交际和娱乐的作用。当妇女走出“女儿国”以后,“女儿国”的文字——女书就不可抗拒地走向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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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江永县政府支持义年华老人在桐口村办了一个女书培训班,教会了一些年轻女孩子读、唱、写女书文字。这年冬天的盘王节上,女孩子们表演了女书小演唱的节目,深受国内外学者和瑶族代表的欢迎。1990 年,我陪同香港商人欧阳先生调查女书现状,协商抢救女书的方案、方法和资金问题。这一年,高银仙去世,义年华离家出走。在我的建议和努力下,江永县人民政府付给高银仙家属一定的安葬费,付给义年华每月一定的生活费。1996 年,我在中南民族学院举办了首届女书学习班。参加者除中南民族学院的专科生、本科生以外,还有武汉大学的本科生。举办女书学习班的目的,一是抢救女书,使之免于灭绝;二是培养年轻的女书研究人才。2001 年,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成立了武汉大学中国女书研究中心。我参加了由中南民族学院和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提出抢救女书的规划与建议。女书传人胡美月在当地教学的时候发现,目前女书缺乏规范,是进行女书教学的极大障碍。表达一个音节的女书,异体字太多,不知以哪一个为主,要不要确定最常用的呢?同一个字,多一点少一点或多一撇少一撇的错别字不少,要不要确定哪个是正确的字呢?过去一个妇女使用的女书文字大约500 到 800 个左右,比较容易学。但是学者们在编女书字典时,将异体字、错别字都收编在一起,一个女书字典往往就有 1500 字甚至 2000 字左右。在女书学堂上,让农村妇女记住这么多的单字,实在是很难。为了将传统的女书规范化,我在 2003年主编了一本女书正字方案。正字方案是规定一个女书标准字代表江永土话的某一个音节的一个音调,这样女书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音节文字。那么江永土话有多少个音节和音调呢?根据我们的语言、语音调查,江永土话一共有 251 个音节 780 个音调。如果每个音调选一个字,一共就有 780 个字,这与过去一个女书传人所掌握的女书字数大致吻合。这个正字方案的研究成果是《女书通》,我与唐功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从 2003 年开始,我们举办了三次中国女书艺术展,全国各地来的女书爱好者带来了他们的法、绘画、工艺品,比如女书竹雕、石雕,女书服装、提包、发簪等,丰富多彩。2011 年,我参加美国好莱坞大片《雪花秘扇》的拍摄,担任女书顾问,并客串片中“教授”角色。此片在几十个国家上演,向全世界宣布了女书的存在。2014 年,因为对女书研究的贡献,我被美国一名大学教授推荐,两名国会议员发出邀请信,我参加了这一年的美国总统早餐会,与奥巴马总统共进早餐。早餐会期间受到美国中文报纸与中文电视台的邀请,向美国华人介绍中国妇女的惊人创造——女书文字。
以上这些我宣导、主持、参与的种种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抢救女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我已经 69 岁了,离发现女书已经 38 年了,我仍然在发表女书的研究论文,书写女书的书法,这种奇特文字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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