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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药价高居全球之冠 层层回扣堆叠

2025/05/25   维加斯新闻报

        （综合报导）美国药价长期高居全球之冠，总统川普5月12日签署行政命令，重启首个任期未能达成的药价改革，计划推动所谓的「最惠国」政策，使美国民众支付的药价，不会高于全球任何一个支付最低药价国家的水准，并要求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大幅降低诊间施打处方药给付价格，声称此举可使处方药价格「几乎立即下降30％至80％」，但这也让人好奇，为何美国的药价会如此昂贵？

川普5月签署行政命令，重启首个任期未能达成的药价改革。

    美国处方药价格高昂，已成为长期社会问题，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2024年公布的报告，该报告使用了截至2022年的最新资讯，发现美国的处方药价格，是其他33个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价格的2.78倍，美国在品牌药（Brand-name Drug，又称原厂药） 上和其他33个国家的差距更大，达到4.22倍。而在所有接受研究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2022年处方药总支出共达9890亿美元，而其中美国就占了62%（约6100亿美元），其他国家根本看不到美国的车尾灯。
    而根据OECD在2021年的调查数据，美国人均处方药年支出为1400美元，远高于德国的1000美元、加拿大的865美元、南韩的741美元和瑞典的576美元，而英国则是517美元、荷兰456美元，丹麦373美元，可看出美国人花在处方药的金额，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来得多。

美国人均处方药年支出为1400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2021年的报告，由于药价太过昂贵，数百万美国人并没有依照规定服药。调查发现，美国许多18至64岁的成年人至少服用过1种处方药，但有超过8%、约920万人坦言，他们试图借由跳过次数或是减少剂量，来省下这笔开销。但延迟或调整处方药，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需要额外的治疗，民众可能又得支出更多的费用，引发后续问题。
    有调查显示，每5位美国成年人中就有1位曾因药价太贵，而无法完成处方疗程；相比之下，德国、加拿大与澳洲的比例仅为10分之1。这不仅是价格较高的问题。美国患者平均需自行负担约14%的药品费用。而这些高昂的药价最终也会透过保险保费或政府医疗计画支出，如65岁以上老年人适用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俗称红蓝卡）、服务低收入与身心障碍者的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俗称白卡），转嫁至公众身上。
    英国保健署拒给付，在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用药，因该药成本无法反映医疗效益。

联邦机构 无权干预药价

    为何美国的处方药会这么昂贵？一个原因是缺乏有力的中央协商机构，在世界多数地区，药品价格皆受政府管制，会由一个中央谈判机构（通常是政府）与药厂协商，决定是否接受其开出的价格，但美国和其他地方不同，药价的制定并未经过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
    举例来说，欧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药品市场，但欧洲当地政府会直接与制药公司谈判药品价格，还会决定哪些药品可列入健保给付范围，也会审慎分析新药相较于现有药品，能提供多少额外疗效。如果新药的价格过高、疗效却微小，这些国家更愿意拒绝引进新药，像英国的国民保健署（NHS）就曾拒绝给付某些在美国广泛使用的癌症用药，理由是该药成本无法反映足够的医疗效益。

美药价飙涨时，获利的包含药厂、医生、医院以及中间机构，也赚得更多。

    尽管美国在2022年通过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首次赋予联邦医疗保险药价谈判权，能和药厂进行价格协商，首轮选定了 10 种药物进行谈判，不过这些药品皆无易得的替代品，也并非新药，新定价预计要等到2026年才会生效。

医药体制 无形助涨药价

    而美国的医药界体制，也成为高药价的诱因，因为在药价飙涨时，获利的不只是药厂而已，包含医生、医院以及许多中间机构，也会赚得更多。
    举例来说，根据Medicare政策，某些静脉注射药物（如化疗药）是由医生先行预支购买后，再在诊所内施打给病患。但之后医生向Medicare报帐时，不只可以拿到药品成本，还可拿到1笔由Medicare设定的比例报酬，作为营业成本补贴。这种报帐机制鼓励医生选择价格更高的药物，这样才能赚更多。以6%报酬来看，若使用1万美元药物的话，会拿到600美元补贴。

药厂常被视为高药价的罪魁祸首，图为抗议PhRMA的示威者。

    专家也发现，第三方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也有类似状况，PBM为企业与保险计画谈判药价，当药品的标价较高时，PBM会获得更多来自药厂的费用。有时候，即使市场已有价格更低的替代品，PBM还是会要求病患使用标价较高的药。

游说国会药厂年花2.33亿美元

    药厂常被视为高药价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些制药公司主张，高价来自研发支出的庞大成本，但自2001年以来，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制药业主要游说团体）在游说上的支出超过任何其他产业。据称，PhRMA在2023年就动用了2700万美元来游说，而2020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从1999年到2018年间，制药业和保健品业共花费47亿美元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平均每年2.33亿美元，它们对美国国会的影响力，导致得以推动有利制药公司的立法，
    PhRMA并试图将高药价的责任归咎于PBM，借此转移对药品价格过高的批评，还曾推出了多则电视和网路广告，指责「中间商」造成药价高涨。PhRMA官员施莱弗（Alex Schriver）表示：「美国是唯一允许PBM等中间商，不受限制地利用药品牟取暴利的国家。」PhRMA认为整个医药体系的其他参与者，从中分走的利益比药厂更多。
    PhRMA在2022年所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药厂最终仅能保留健保支付药品费用的一半，另外一半都被各种中间商的折扣和回扣拿走，整个体系的复杂程度令人震惊。医师与病患在多种药物中做选择时，很难事先知道实际药价，甚至连研究人员也难以厘清药厂、中间商与保险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更别说找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外界认为，没有价格上限管制、美国药厂运用专利策略拉长垄断期等原因，也是造成美国药价高昂的因素。哈佛医学院的药政专家萨帕特瓦里（Ameet Sarpatwari）表示：「美国市场就像是制药公司的金库。因为美国现有的医疗制度存在种种缺陷，制药业普遍认为，最能榨取利润的地方就是美国。」